《世说新语》与魏晋士风研究

引言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了魏晋时期士人言行的经典著作，对于研究魏晋士风具有重要意义。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对于士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研究《世说新语》与魏晋士风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士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世说新语》的分析，探讨魏晋士风的特点、演变和影响因素，以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意义。通过深入研究《世说新语》，可以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士人的思想、行为和文化背景，为研究当时社会风貌和文化变迁提供重要参考。

研究《世说新语》与魏晋士风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士人的生活方式。其次，可以深入探讨魏晋时期士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对于理解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研究《世说新语》还可以揭示魏晋时期文化变迁的特点和原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具有一定的启示。

本研究将采用文本分析和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对《世说新语》文本的细致解读和分析，探讨其中所记载的士人言行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其次，将对《世说新语》中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考证，以验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还将借助其他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对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士人文化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以获得更全面的认识。

综上所述，本研究选题的背景是《世说新语》与魏晋士风的关系，目的是探讨魏晋士风的特点、演变和影响因素，意义在于深入了解魏晋时期士人的思想、行为和文化背景，研究方法将采用文本分析和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式。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了从汉末到两晋时期士人生活和思想，是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生动反映，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理解和确认的魏晋人文精神，反映了当时士族的生活状况,又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世说新语》记载的内容丰富真实，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魏晋文人行径，代表了当时文人的行为风貌，是魏晋文人精神变化的过程。本论文拟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丰富资料中，探讨魏晋文人生存状况，探讨魏晋文人精神面貌形成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以及后世人对魏晋名士人向往、仰望和追慕之情。

当代学者对“魏晋士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其演变，以及时代动因。杨莉在《由士大夫到名士——从《世说新语》看汉末至魏晋士风的嬗变》中，从言语、行为和思想三个方面表达出“魏晋士风”在精神行为上的变化，切入点较小。周勇的《从《世说新语》中的王氏看魏晋士风的流变》以琅琊王氏为代表，从王氏家族几位主要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人格范型中，梳理出了魏晋士风流变的大致脉络。从魏晋时期一大家族的演变来看魏晋士风的演变。将魏晋士风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刘运好在《轮魏晋士风嬗变的历史、时代动因》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将魏晋士风的变化分为了四个时间节点进行论述，较为详尽的解释了“魏晋士风”的发展脉络，将不同时期魏晋士风的面貌作出了总结。提出魏晋士风的变化是多方；历史与时代合力造成的。对“魏晋士风”的研究除了从演变过程和成因，“魏晋士风”对当时民众生活及思想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也有许多研究，如杨瑞的《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风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以及牟发松的《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由此可见有关“魏晋士风”的研究都是围绕其演变过程和形成原因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展开论述的。

1《世说新语》中表现出来的魏晋文人生活状态

《世说新语》中有许多魏晋文人日常生活的记录。我们可以从这些记录中看到魏晋文人的生活状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饮酒、吃药和魏晋名士的服饰和形貌。这些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名士的社会风气，是魏晋士风的现实表现。

1.1饮酒

酒是魏晋士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影响着魏晋士风的形成，魏晋时期的文人风度中的狂放不羁多数来自于酒。饮酒之所以是魏晋文人生活状态的代表之一，是因为魏晋时期有许多饮酒之士，喜爱饮酒是当时的社会风貌。魏晋士人为了醉而饮酒，醉酒之后便有了洒脱肆意，放浪形骸的行为。可以说饮酒与魏晋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息息相关。

魏晋文人中刘伶以嗜酒最为人熟知，刘伶对酒的痴迷在《世说新语》中也有着一则有趣的描述：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面对妻子的请求，刘伶竟借鬼神来骗取酒喝。从这篇故事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刘伶爱酒如命。刘伶在文学上留下了《酒德颂》；在政绩上，曾在王戎府上任参军一职位。可以说，刘伶在才学和政绩上并没有过高的成就。而凭借着嗜酒如命，在当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还有张季鹰的一则故事：“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为了一时的醉酒恣意，而不在乎身后之名，张季鹰对酒的喜爱可以说达到极高的层次了。

魏晋文人对酒有着近乎癫狂的热爱，甚至那些身有官职的文人会因为饮酒延误公务，可这并未被世人不齿，甚至此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态度在社会中也是给予肯定态度的。而这中情况与当时的社会局势有着很大关系。魏晋时期社会局势和政治局势都十分的混乱。在这个时代，那些有理想抱负与出世追求的文人却整天沉浸在杯酒交错中，也是无奈之举。魏晋时期入世为官，往往会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乱世之下，利用醉酒来明哲保身，不涉足朝堂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在朝为官者，一旦站错阵营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寄情与杯酒之中玩忽职守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中也是允许的。

1.2吃药

“药”在魏晋时期指的就是“五石散”。“五石散”也叫“寒食散”。它的配方来自于西晋名士皇甫谧，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五、石硫黄、紫石英石所制。皇甫谧对医术颇有研究，又自制自服五石散，对五石散的效用可以说很是熟悉。其实五石散的配方并非固定，由于魏晋玄学的兴起，服用五石散也为了实现道家养生和求仙的追求。并且在不同的名士手中五石散的配方各不相同。

说道服用“五石散”，何晏可以说是祖师爷一般的存在。《世说新语》中有对何晏服散有着这样一段描写：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神明开朗。’”。

从此可以和看出“五石散”原是用来治病用的。何晏是魏晋时期出了名的“美姿仪”，面容及其白皙。因此有的研究者认为何晏的面容白皙是因为病容，而不是“美姿仪”。而何晏本人也认为服用“五石散”可保养自己的容颜。

除了可以保养容颜之外。在《三国志》中也提到了：“（何）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可见“五石散”明显还有着其他用途。在古籍中，可以查到“五石散”中的钟石乳和石硫磺可以补行房后的虚劳，十分契合何晏的生活需要。

“五石散”多为金石之物所造，服散过度也会对身体产生极大的影响。何晏在服散后觉得身体十分轻盈明朗、容光焕发、精神大好。可以说是一种中毒的体现。而服散对身体和感官上的刺激对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可以使人上瘾。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话：“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

服用五石散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便是发散。所谓发散便是通过吃寒湿、喝温酒、步行暴走。古人认为，服散之后只有发散才有效用。虽然五石散对身体并非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长期服用五石散在发散时常常被其副作用所困扰。一旦发作，服散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会受到双重折磨，生不如死。

吃药与饮酒一样，是魏晋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道家养生馆和长生观的影响，魏晋文人无不争相效仿，甚至于聚饮服散成为一时风尚。

1.3服饰及形貌

魏晋士人对于美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极高的。《世说新语》中塑造了许多士人的形象，其中不乏对魏晋士人服饰及形貌的描写。《世说新语》塑造了各式各样的魏晋风流人物。虽然人物众多，但其人物的特点却有着共通性，即魏晋时期流行的服饰形貌特点。

首先，从形体上看，魏晋时期崇尚高大伟岸、肤白形瘦的美男子。在《世说新语》中有着许多描绘人物形体特征的例子：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容止》）

“周侯说王长使父：‘形貌甚伟，雅怀有慨，保而用之，可做诸许物也。’”（《容止》）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容止》）

从这些描绘出可以看出，魏晋男子的形体特征之一，高大伟岸。“嵇康身长七尺八寸”换算成现在的高度，嵇康的身高约为一米八八。可见嵇康的身高是十分高大的。而这样的身高被评价为“风姿特秀”。反观刘伶就十分凄惨，身高不过六尺，也就是一不到一米五。这样的身高在魏晋时期应当算不上风姿卓绝。

除了在身高上，魏晋士人对身形的胖瘦也有着追求。

“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容止》）

“王丞相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若不堪罗绮。’”(《容止》)“蔡叔子云：‘韩康伯虽无骨干，然亦肤立。’”（《品藻》）

从此可见魏晋以瘦为美，对身形瘦纤的样貌持有明显的认同与赞赏的态度。卫玠身形瘦弱，“若不堪罗绮”，王丞相看后言语之中有着欣羡之情。而在魏晋时期体型过胖还会因此遭到嘲笑，庾子嵩就因为身材过于肥胖而受到过嘲讽。可见在魏晋士人的审美中，身形高大瘦削被认为是有“风骨”的。

在外貌上，皮肤白皙也是被人推崇的风尚。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容止》）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容止》）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容止》）

何晏以肤色白皙被人钦羡，如此白皙的皮肤引起了魏明帝的怀疑，以为何晏在脸上敷了粉，皮肤才会如此白皙。用热汤饼试探其真伪，何晏吃得大汗淋漓，擦去汗水后肤色依旧白皙。“玉”和“凝脂”均为光滑白洁之物，用二者比拟肤色，既可以说明肤色的白皙透亮，又能透露出皮肤的光滑细腻。

除了形体上的高大、瘦削、白皙。魏晋士人在衣着上也有着讲究。而魏晋的衣着风貌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是着意于打扮自己，甚至涂脂抹粉，如同女性一样。二是粗衣乱发，甚至于蓬头垢面，更有甚者倡导裸坦之风。

在衣着打扮上，《世说新语》中的描绘有许多，在魏晋时期流行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固定的，但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衣着风格大多是宽松服饰，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对魏晋衣着宽松肥大做出过解释：“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为了更好的发散，这也算是一种原因。除此之外，宽松的衣物在外观上有种潇洒随意，飘然欲仙的视觉效果。这种飘逸的外观之感也是当时宽松服饰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除了日常穿着，“傅粉”之风在魏晋时期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外貌特点。尤其是在高贵子弟间颇为盛行。

“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假谲》)

“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三国志·曹爽传》）

何晏是“傅粉”之风的代表人物之一。于面上傅粉，是魏晋士人思想自我化在外貌上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士人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与傅粉之风相反，另一种裸坦之风也在士人之间流行开来。

“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任诞》）

“（王恬）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意。”（《简傲》）粗布蓬头、邋邋遢遢，这种简约随意的穿衣风格往往有着慵懒洒脱的感觉。可以说是“懒”出了另一种风骨。

而这种风格发扬到极致便成了不做修饰、赤身裸体的魏晋裸坦之风。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

综合魏晋时期的社会背景，裸坦之风可以说当时魏晋反叛士人对封建礼教对抗的一种方式。是魏晋士人反叛精神的体现。

2《世说新语》中表现出来的魏晋文人精神面貌

魏晋文人的精神面貌是魏晋士风的核心内容。从《世说新语》中记录的文人言行中可以看出魏晋文人心境上的洒脱现实、辩论应答间的机智聪敏和自我精神中超脱现实，注重神意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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