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从《傲慢与偏见》看女性的生存困境

从《傲慢与偏见》看女性的生存困境

绪论

简·奥斯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伟大的小说家，先后发表了6部长篇小说，1811年出版的《理智与情感》是她的处女作，随后又接连发表了《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花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以英国南部的一个乡村家庭为背景，通过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对女性的限制，以及四个女儿的婚姻，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表现出了当时英国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女性被剥夺了自由选择和接受知识的权利，除了嫁人，女性没有获得收入保障个人生活的权利，她们的生活只能依赖男性，作者通过这些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深入剖析了当时女性在社会，经济，婚姻家庭等方面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体现及其局限性。

一、从《傲慢与偏见》看女性的经济困境

（一）女性的财产和继承权

在简·奥斯汀所处时代的英国，由于社会长期的战争和殖民侵略活动，女性的出生和存活率远远高于男性，也就导致了女性的价值比之前更低。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贝内特太太敦促贝内特先生尽快去拜访宾利先生，这位年收入有4000英镑的单身汉，因为她们有五个需要出嫁的女儿，不管看上哪一个，对有五个待嫁女儿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贝内特家的五个女儿没有财产的继承权，在他们的父亲贝内特先生去世后，他们可能随时会被赶出家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保证她们以后的生活，她们能做的只有找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来保证以后的生活条件。

《傲慢与偏见》卷首第一章有这样一段话：“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同样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没有丰厚财产的单身女性，就必定要找到一位有丰厚财产的丈夫。像这样有丰厚财产的单身男子不管到哪，都会立马吸引到当地还有未出嫁女儿的家庭，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嫁给有钱人，这样不仅获得了地位，对于没有继承权的女性来说，在她们的父亲去世后经济方面也有了保障。在《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的遗产不能由五个女儿继承，因为英国的土地继承法规定，贝内特家的地产，是受到限定的，由于贝内特家没有男孩，遗产只能由远房亲戚柯林斯继承，他是贝内特先生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当时的英国法律规定妇女无权继承财产，如果家里没有儿子，财产将由家里其他旁系男性亲属继承。

（二）女性的职业和收入

在19世纪的英国，男性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女性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女性很少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即便是接受教育也是为了更好地嫁人，学习一些女性应该掌握的技能，例如钢琴、舞蹈、厨艺以符合社会所期待的淑女形象。而且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她们在传统的生产活动中也渐渐被排挤，更多的是回归家庭内部，处理一些家庭事务，同时男性也认为让女性出去工作是一件丢脸的事，使得女性很少有机会去寻找工作，来养活自己，也就了形成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

我们所知道的19世纪英国女性的职业也不外乎家庭教师、护士、女佣，但是地位都非常低，所能获得的报酬也非常少。以家庭教师来说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在主人家里，她的身份虽然高于仆人，却没有与其他家庭成员平起平坐的地位，因为在东家眼里，她只不过是花钱请来的雇员，所以家庭教师在主人家里处境尴尬，落落寡合，还时时“是主人嘲笑和仆人挖苦的对象”。

同时期也有一些中产阶级女性靠写作维持生活，比如当时著名的女性作家夏洛特.勃朗特三姐妹和《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汀都通过写作获取报酬，但这只是极少部分。

在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依靠自己谋生是非常困难的。

《傲慢与偏见》中所出现的女性形象，都是“家庭中的天使”，和还未出嫁的女儿们。她们没有经济来源和收入，未出嫁的时候依靠父亲，出嫁了依附于丈夫，她们只能通过婚姻获得后半生的生活保障，事实上，她们的脑海里也并不存在经济独立的意识，因为她们从内心里也认为需要嫁一个有钱的丈夫，而不是找到自己谋生的职业，这种情况在当时社会是很普遍的，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

（三）经济对女性婚姻的影响

在《傲慢与偏见》中，金钱处在尤其重要的位置，婚姻更是和经济状况直接相联系，在整个的恋爱和婚姻中，女性没有可以自主选择的权利，尤其是中下层家庭的女性，在上层贵族的眼里他们的婚姻要以整个家族的利益为重，而一个家族会考虑到财富，出身，门第，社会地位等一系列的考虑，但是这些考虑中不会有爱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就像商品一样在婚恋市场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男性则是持币购买者，婚姻是一场以金钱为目的的交易。同样，有钱的女性也会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因为她们有丰厚的嫁妆。例如彬格莱小姐和达西小姐，两个人都有丰富的经济收入，在婚姻市场中选择的权利也更多。

在简·奥斯汀的另一部作品《爱玛》中，主人公爱玛作为父亲的继承人，没有经济压力，所以婚姻对她来说并不是必需的，反观《傲慢与偏见》中贝内特一家的女儿们，她们没有财产继承，可以继承的只有母亲的嫁妆，还要分给5个姐妹。

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乡村聚集了以贝内特为代表的士绅阶层，以威廉·卢卡斯爵士为代表的新贵阶层，以及来自工业城市的世袭贵族，如达西和彬格莱。贵族们来到农村，不仅是为了舒适的环境和丰富的劳动力，也是为了获得丰厚的资产。在那里发家的士绅阶层也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使他们在结婚时具有一定的优势。为了减轻经济负担，大多数人把继承了大笔财产的女性视为理想的结婚对象。例如，班纳特先生娶班纳特太太，不仅是因为她美丽，也是因为四千英镑的嫁妆。因此，在英国，追求财富是婚姻成功的关键。经济状况限制了妇女的婚姻。

当代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角色的形象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女性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20%上升到90年代初的40%。1998年，城市妻子的年收入是丈夫年收入的75%到78%。相对经济独立，妇女赢得了不同程度的家庭经济控制权和家庭事务管理权。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项关于中国社会妇女地位的调查，大约一半的中国家庭由夫妻共同做财务决定。妻子参与家庭投资或还款决策和买房或建房决策的比例分别为60.7%和70.7%。比10年前分别高出10.2和15.1个百分点。这表明女性有更多的权力参与重要的家庭和个人决策。

二、从《傲慢与偏见》看女性的社会困境

（一）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简·奥斯汀所处的时代，整个英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视等级和出身的社会，这种等级反映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上。尽管当时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和新思潮的冲击，但是等级观念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不是一时可以撼动的。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还是以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更多的是扮演着“家庭天使”的角色，她们在家里打理内务，收拾院子，为丈夫熨烫衬衫，使丈夫可以安心地在外工作，虽然这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革命，但是女性仍然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生存。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日常生产活动并未男女分离，妻子和丈夫一样需要为了共同的家庭工作，承担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女性有付出一定的劳动，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进入19世纪后，英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产阶级女性逐渐从社会生产中脱离，回归家庭生活，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女性出来工作，她们的任务几乎就是照顾孩子，管理家务，为在外奔波一天的丈夫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男孩子和女孩子从一出生就以不同的方式被教育，男孩被教会更多的是经商的能力，生存的本领，而女孩更多的是一些才艺和一些治理家务的本领，为了她们以后能更好地成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因为女性不被允许外出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在奥斯汀时代的英国社会女性的依附性，她们没有社会地位，也很难在社会上独立生存。

在《傲慢与偏见》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即使是有钱的妻子和年轻的女士也只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男尊女卑的现象在社会上非常严重。家里有六位女士，没有男人，所以班尼特家的财产只能由班尼特先生的侄子继承。结果，六位巴内斯小姐的嫁妆只能从她们母亲的嫁妆中分出来。微薄的嫁妆往往迫使年轻的女士们选择像夏洛特一样的道路，通过婚姻为自己未来的衣食做计划，自然地把婚姻视为一种金钱优先的交易。这是社会地位对女性的压迫。

而在现代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的思想解放，妇女逐渐走向社会和世界，对家庭和社会经济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女性承担了男性的一些传统职责，同时，女性不再需要做家务。男女平等和家庭民主的思想渗透到每个家庭。男人和女人都分担家务和义务，以及家庭的实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传统旧观念的残留影响下，男性在家务劳动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积极的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妇女仍然从属于家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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