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论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引 言

“如果人类的命运是苦难，终点是死亡，我们该如何活着” ^[]小说给予了我们这样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余华在序言中也给了我们答案“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任何事物活着”。我们再探讨这一深刻主题的同时要与小说和电影改编相结合起来，去共同的解决一个问题，也要了解两者的相同和不同点。要更好的去理解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的取舍，我们必须去理解原著小说所想要表达的内核。而电影作品《活着》，将原著进行了合理的改编，虽然原著小说写的极好，但电影毕竟不是文字。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上去分析，画面、色彩、声乐对于电影改编的意义，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和要表达的精神内核。

一、电影《活着》对小说原作的改编

在探讨电影《活着》如何对余华原著小说进行改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解这一改编过程本身所蕴含的艺术转换与再创造的深刻意义。小说与电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各自拥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审美特征。小说以文字为媒介，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丰富的情节构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广阔而深邃的文学世界。而电影，则是以画面、色彩、声乐等视听元素为手段，通过直观、动态的影像语言，将故事和情感直接呈现给观众。 因此，当一部优秀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转换过程，更是一次对原著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再创造。电影创作者需要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运用电影特有的艺术手法，对原著进行取舍、加工和再创作，以使其适应电影的叙事方式和观众的审美需求。

（一）电影艺术对文学艺术的再创造

张艺谋并不是这部小说红了之后才决定要拍，最初想要将余华的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影视化，在拍完《秋菊打官司》后他想有所突破，余华将还未出版的《活着》的清样版本给了他。张艺谋被里面的民族韧性所感染，决定去拍《活着》。如果说《活着》的里子是余华赋予的，那么《活着》的面子就是张艺谋给予。《活着》可以说是导演张艺谋在余华先生小说上的二次创作，小说中是“我”的口吻，而电影中去掉了双重叙事，舍弃了很多原著中的情节，又重新注入了导演的“灵魂”。原著中是用一种平淡甚至冷漠的语气去讲述一个关于最底层劳动人民的故事，张艺谋则是加入了明确的时代背景，严肃中又带有戏谑，适当的镜头加入黑色幽默，在经过精简的历史背景里，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这是电影和小说的不同之处，也是影视艺术对文学艺术的再创造，两者的共有和相生，才能让我们深刻的感受作者想要读者了解到的事。

而真正好的电影艺术，是在基于原作的基础上，加入属于导演自身的艺术，才能融合为永垂不朽的经典，而在艺术化加工的过程中，不只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张艺谋导演所追求的往往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保留原有内核的基础上，把握时代和观众的心里期望，在加入自己的艺术想象，融合出电影精神这一概念，抛去人物的东方属性，只展示故事本身所带来的涵养，不只是在东方或者是亚洲文化圈，《活着》这部电影转变为真正的精神力量，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在国外各大电影节上屡获殊荣的原因，也正是电影所带来的成果，影响了小说的进一步推广，两者相辅相成。

（二）电影色彩与光影效果对文学作品的渲染

在电影《活着》，导演运用了大量的明亮的色彩和具有极强个人风格的颜色去渲染整部影片，作为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色彩近乎偏执，对红色的极致运用，更是已经成为张艺谋的“独树一帜”，导演用一种颜色在不同的影片中诠释了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主题，把原作中无形的力量用鲜艳的红色表达，用简单的色彩去营造渲染电影氛围感，又将导演自身的表达欲望融入其中，在春生最后一幕中，家珍在临走的时候叫住了春生，春生在街口和路灯交汇的光影下驻足，将个人命运与光影交汇结合，暗示人物的心里和时代大潮下小人物的命运，张艺谋将光影效果和小说中的人物相对应，交汇的灯光和夜景，桥洞的大字报和文字的宣言，在这一刻交相呼应，反应一个人在时代的大潮下，所有个人的选择都不再是属于自己。色彩的渲染和光影的交织都是为了此时和此刻。

“光影的艺术阐述了一切，生活是绘画，不是做算术，光影色彩是梦的写照” ^[2]光影的艺术手法表达，是小说没法呈现给我们的视听享受，电影中大量运用光影的元素，如皮影戏的幕布映照、春生在接头的光影旋转、老屋的窗台映照的烛火等。都是光影所带给观众的心里震撼，小说中的文字充满魅力，是因为可以让读者在心中呈现出应有的画面，即和自己的经历相融合，而电影的画面是导演将心中所感真实的展示给观影人。在光影绚烂的表达下，我们似乎可以更接近富贵的内心，去感受他所想，感受他所爱，去接触和了解他的痛苦和感伤。色彩同样也是张艺谋导演的拿手好戏，属于他本身的第五代导演^[3]的鲜明特色，鲜艳、赤色、明艳、耀眼等。这些都是他的专属名词，正是这样的带有鲜明特色的色彩运用，使电影的质感，更上一层台阶，让光影和色彩与电影主题相融合，塑造出一代最经典的独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史诗。

（三）电影声乐对文学作品的渲染

如果说光影和色彩是张艺谋展最具独特性的特点，那么声乐就是把特点发挥到最大的推手，不论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二胡、还是《红高粱》中的河北梆子，再到《活着》中的民乐齐鸣，导演似乎钟爱民乐带给电影的一种特殊质感，也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东方质感，破去这层外壳，《活着》中联合赵季平打造出电影原声带十五篇^[4]，将二胡、唢呐、大鼓、筝等乐器结合，再融合七弦琴、乡村。打造出独属于《活着》这部电影的独特气质，而好的配乐往往不是单独出现在电影中，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是为了电影而生，为了画面去渲染，在此后电影中独特的画面，往往也能使我们去想象到这段配乐和小说中的剧情。即声乐对于画面的独特渲染。

电影成为综合艺术之后，音乐虽然仍保持着本身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的特殊性[4]在电影中不论是在电影开篇时入耳的和鸣配乐、还是富贵在被龙二偏光家产之后的沉闷捶打、更是在春生于光暗交织的路灯里展现出平静和悠扬。这都是声乐赋予画面的独特艺术气息，也是我们所能铭记画面的原因之一，更使得我们在看过电影后，品味原篇小说时脑海中会再次响起这段画面的初始点，引起一定或对时间的、也或对环境的联想，让电影充满了立体感。

二、电影改编的得失分析

在将余华原著小说《活着》搬上大银幕的过程中，电影改编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艺术再创造。这一过程中，既保留了原著的精神内核，又通过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法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以下，我们将深入分析电影改编的成功之处，探讨其如何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实现艺术的飞跃。

（一）改编的成功之处

在探讨电影《活着》对原著小说的改编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提及其诸多成功之处，这些成功不仅体现在对原著精神的忠实传达上，更在于电影艺术独特魅力的展现。以下，我们将逐一分析电影改编的成功之处，并在每个标题之间加入过渡段，以更清晰地展现其艺术魅力。

1.结局造梦的艺术

余华先生在小说的结尾处，只留下了一头老牛陪着福贵，而在电影的结尾处，福贵身边则有家珍、二喜和外孙馒头陪伴着的，用充满个人想象力的画面结束了影片，在混乱中绽放又在破碎中归于平静，却让先看过小说的读者们干到意犹未尽。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符合了小说里想所要表达的对官本位，理想，现实，梦境的整合，而在影片的结尾，又将全心塑造的梦境打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这一戏剧化过程中，张艺谋更多的去注入了属于他自己内心的世界，及是造梦的过程。影片中每一次不同的死亡，在戏剧性和荒诞性的共同演绎下，既是偶然也还是一种必然。“电影就是造梦，梦中你发现了真实的自己” ^[5]《活着》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更深层次的内涵，也是观影者，在这场造梦的艺术中，能感同身受。与导演产生共鸣，这正是电影这门艺术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来说完全不同之处，梦境和现实交至，让我们直观地将电影与我们自己的现实相结合，从而爆发出巨大的艺术张力。

2.苦难的艺术呈现

在苦难的背后，余华并不是在单纯的在批判，比如看到有庆是为了县长夫人输血而死时，可能会立马联想到这是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讽刺，但是下一幕，我们就知道县长就是和富贵共有过患难的兄弟，他对此也并不知情。苦难不再是社会现实下的一种必然，而更像是带着偶然性的宿命。苦难会彻底改造一个人，不是改造他本身，而是改造书本前的我们，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人是自己吗？^[6]小说中福贵还是那个愚昧的富贵，他屈从命运，却还是坚强的承受命运所带来的痛苦，从而展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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