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王度庐小说的“京味”语言特色

论王度庐小说的“京味”语言特色

引言

清朝定都北京，满族的语言同汉族语言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京腔京调，京旗作家的文学语言自然而然具有“京味”特色。胡适说“旗人最会说话”，周作人说：“《红楼梦》的描写语言是顶漂亮的，《儿女英雄传》在用语这一点上可以相比，我想拿来放在一起，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北京话向来以俏皮幽默著称，旗人又“最会说话”，不知是旗人的语言天赋造就了优雅漂亮的北京话，还是北京话装点了旗人的能言会道。与北京话密切关涉的“京味文学”这一概念的建构，更离不开京旗作家的贡献。世纪之末，燕山岀版社推岀了一系列“京味文学丛书”，老舍、汪曾祺、萧乾、张恨水、邓友梅、林斤澜、刘心武等14位著名作家的作品都收录在辑。还有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没有被编入丛书，比如后来的王朔、刘恒等，但也可见京味文学的作家队伍和文学成就。“京味文学”也是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丰富，著作颇多。不仅有作家作品研究，在“京味文学”的渊源、不同时代的创作特质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成果。关于“京味文学”的内涵，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赵园认为“‘京味'是一种风格现象，特别倚重‘语言趣味'和‘文字趣味'。”而不管如何界定，北京话即“京味儿”语言始终是判断京味文学的一个标准。

一、幽默俏皮的语言效果

幽默是一种以轻松诙谐的形式表达深刻意味的语言风格，它是作家艺术个性的生动表达。探究王度庐的语言艺术世界，他的幽默风格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幽默的语言风格不仅是一种形式，也是小说表达内容的一个方面，幽默构成了王度庐“京味小说”语言的风格特征。语言手段是表现幽默风格的重要方式。“幽默的作家必是极会掌握语言文字的作家，他必须写得俏皮、泼辣、譬警。”王度庐小说的幽默与语言表达技巧的运用密切相关。凭借着高超的文学语言构造能力，其小说既能再现北京人话语中天然的幽默感，又能够熔铸多样的表达方式和修辞技巧来组织语言，实现幽默的立意。

（一） 活灵活现的幽默口语

王度庐掌握着丰富的北京俗语和方言土语，并常常在实际创作中还原到人物身上，其幽默来自人物语言活灵活现的呈现，俏皮生动。如“苏振杰吸吸气说：‘别忙！别忙！他们的人多，咱们这边还没有他们的一半，这不是咱们的胆怯，是得，是得先斟酌斟酌！'”一个胆小懦弱却非在仆人面前要强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尤其是作家在人物的语言前加上“吸吸气说”，就更突出了人物的外强中干。《落絮飘香》中，范三婶有一个不学无术的丈夫，挥霍无度，以至于她生病了都没钱买药。作者表现了她的爱抱怨和无奈：“范三婶一手捂着腮，摇头说：'不用，再说哪来的钱买药？该受的罪什么药也治不好！'她疼的吸了半天气，又说：‘这都是你叔叔气得我！他挣了钱就知道往嘴里灌尿，一毛钱也不给我，这日子，可叫我怎么过呀？'”范三婶和魏三老婆是一类人物形象，但作者又能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刻画出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北京人说话大多伶俐幽默，妙语连珠，《风尘四杰》中，恶霸崔大爷的外室崔太太见到崔大爷对美貌的胡丽仙打起了主意，产生了危机感。她跟胡丽仙初次见面，作者写了一连串崔太太敲打胡丽仙的话，表现了这个女性的伶牙俐齿：“说句什么话吧，我是‘箱底'；再说一句响亮的话吧，我是个‘看屋子的'。这屋子谁爱来我都欢迎，谁要是常来，我天天请吃炸鸡蛋；谁要天天来，我请吃炸鸭蛋、炸鹅蛋，又炒又炸的凤凰蛋；来了就永远不走的，我请她在这孵蛋，我自己滚蛋，谁要是说了话不算谁就是王八蛋！谁心里有劲儿，眼睛冒气儿，屁股可不挪位儿，假充老实辈儿、姑娘份儿、那就是他妈的装蛋！”“谁要是常来”、“谁要天天来”、“来了就永远不走的”形成排比，气势一个比一个强，句子一个比一个长；“炸鸭蛋、炸鹅蛋，又炒又炸的凤凰蛋”铺排类比，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烈。末句一连串儿化音的短句，节奏比前面的更加紧凑，也突出了崔太太比泼辣、直接的性格特点。在人物身份和语言的悖论中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二） 生动的表达技巧

王度庐小说语言的幽默体现在各种表达技巧的运用上。有时是出乎意料而又通俗易懂的比喻和夸张，他把没有关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给人以丰富新奇的感觉，形成诙谐幽默的效果。这种幽默体现着作者的机敏。在《铁骑银瓶》中韩铁芳遣散家仆，将产业留给家人准备西行寻母。他的仆人毛三是一个桑丘•潘沙式的人物，胆小怕事又目光短浅。毛三不知道韩铁芳的真实目的，以为他要在别的地方另置产业，因此请求跟随韩铁芳西行。这时他在路上的表现是：“毛三一边挥着鞭子，一边脑子里梦想着，就想他们大相公若是在别处安下了外家，他也得买个老婆，脚儿多么小，脸儿要多么白！可是也别太白了，太白了就成了曹操了……他胡思乱想着,高高兴兴地抱着希望随着他的大相公西进。”将女人比作白脸的曹操，新奇又通俗，符合毛三的身份特征，形成诙谐的效果。“他还想要个美貌的太太，他眼中的女性美不是浓眉大眼的‘粗线美'，不是高鼻凹目那种西方美丽，他要东方的古典美，可也别像林黛玉，那得陪个药房……”⑷则用冷幽默的方式夸张了东方美人的特点，颇具有哲理内涵。京城底层游民刘泰保是一个混混形象，当他第一次在德啸峰家见到美丽的玉娇龙时，其心理活动是：“活到今年三十二，还没媳妇呢！一想到媳妇的问题刘泰保就很伤心，他想：我还不如李慕白，李慕白还拼了个会使双刀的俞秀莲，我连个会使切菜刀，做饭煮菜的老婆也没有呀！”用贴近人物精神气质的口语来展现内心独白，把异想天开的小市民心理表现得十分逼真。俞秀莲并没有“拼”上李慕白，这只是刘泰保“推己及人”的任意联想，在小说的内语境中营造了幽默效果。还有时是修辞手法的运用，《铁骑银瓶》中毛三请求韩铁芳带着他外岀时的语言是：“大相公!大相公!您要岀门可得带上我，您走到山南我跟着您上山南；您往海北，我就跟您到海北！您遇见了老虎我打枪，您过河我背着。我才二十三，一天走个七十里还不算什么，您要岀门也得用我这么个人，给您备备马，拿拿行李，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除了猴儿不算，还得带个猪八戒呢！”“您走到山南我跟着您上山南；您往海北，我就跟您到海北！您遇见了老虎我打枪，您过河我背着。”这一句运用夸张的修辞，在人物要表达的实际意思和语言形式之间形成对照，勾勒岀毛三滑稽的个性。事实上毛三跟着韩铁芳徒劳奔波一无所得，在小说的内隐性语境中充分显幽默来。毛三用猪八戒自我比喻符合人物形象，他文化水平不高，《西游记》的故事在民间颇受欢迎，这样的比喻在情理之中。但在《西游记》猪八戒最好吃懒做，显示岀这个比喻的滑稽可笑。“山南”、“海北”等词汇更有可能来自于他生活环境中的日常用语。这样的话语模式是下层人物语言的自然流露。作者是运用多种语言技巧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来实现幽默的语言风格的。

幽默是表达方式和内容的统一。王度庐用幽默表达对自身困境、文化和道德现象的态度，用艺术手段来达到幽默的效果。他对底层人民天然幽默语言的描写是基于他们的生存经验的观察，也是作者平民意识的体现。王度庐小说的幽默是对文化、人性、人心意味深长的洞察，对人类弱点的宽容和体谅，对个人处境的坦诚。

二、人物语言中的“京味”

文学是通过语言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在王度庐的作品中，“每写北平故事，他的京味儿语言便俗白醇厚，清脆诱人。尤其是写到旧北京下层社会的言谈声口，堪称地道”。只有通过人物语言，尤其是下层平民的语言，我们才能把握其中的“京味”语义场，在阅读中建立起对人物形象的鲜明感受，进入作家塑造的平民文化世界。如果说在他那些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语言是经过处理的，地方色彩不强烈，那么一写到底层平民的生活作者深切的文化感受就被激发了。底层平民的语言就在他的小说中自然“流淌”，十分地道，文化的韵味和小说的审美性就在语言的表达中构建起来。《古城新月》中的地痞小高、魏三老婆，《卧虎藏龙》中刘泰保、于二，《铁骑银瓶》中的毛三，《落絮飘香》中范菊英的叔父等，这些人物的语言体现了丰富的“京味”内涵。作者不仅能将他们写得生动活泼，还能在“同”中写岀他们细微的差别。通过方言词汇、行话、民间俗语等原汁原味语言的运用，实现了情节、性格、小说氛围的统一，与他塑造的平民世界和谐相融。

“我上不在衙门当差，下不在街头讨饭，平日就是无家无业，游手好闲。可是银钱随手去，也随手来，没有高亲贵友，可是到处有人帮忙……恭维我们的人称我们是好汉，光棍。不恭维我们的人，叫我是混混、无赖。俗名叫做地痞，官名叫做流氓。”这是《卧虎藏龙》中刘泰保岀场时的独白。这位市井侠客是王度庐小说中塑造的最精彩的人物之一。这段独白交代了人物的身份特征。刘泰保是北京城里的“混混儿”，身上具有不少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自欺欺人，不切实际，见到天仙一样的玉娇龙时感叹自己没有娶亲，表现岀人物粗俗的一面。这个人物的话语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吹嘘和自嘲的语气使其性格特征得到准确的反映。但他身上也不乏英雄气概。他是推动故事情节的线索，由于他的调查，才引岀玉面狐狸这个隐藏在玉府的江洋大盗。他的行动引起了玉府的混乱和恐慌，使得他在官民斗争转劣势为优势，维护了弱者的尊严。当玉娇龙将青冥剑物归原主，玉面狐狸死后提督玉正堂也到铁府道歉之后，刘泰保认为自己立了功劳，可以继续留在贝勒府。这时，他却继续被铁贝勒当作盗走青冥剑的“替罪羊”而遭到遣退。面对铁贝勒送来的佣金，他说岀了一段不卑不亢的话：“‘贝勒爷不必说啦！我明白了！蒙贝勒爷知恩，叫我在府上住了一年多。如今辞散了我，并不随便派个人摆摆手就叫我滚岀去；还亲自叫我来，当面告诉我。这种洪恩，我刘泰保掉了脑袋也不能报答！'旁边得禄向他使个眼色，暗示着叫他别说这些粗话，刘泰保却作没看见，只愤慨着说：‘我因在府中吃了一年多的闲饭，自己惭得慌，才想借着寻宝剑立一件功！可是没想到我武艺不高，手段笨拙，弄坏了。就是贝勒爷不辞我，我也没脸再干了！再说到提督玉正堂玉大人，他跟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是统辖九门军马的大官，我是个草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欺负他！咳！事已至此，我也不敢多说话令贝勒爷生气，我走就是啦。请贝勒爷告诉玉正堂，以后他也不必跟我这个草民一般见识。至于爷赏我那五十两银子，我不敢不收，可是我还是求爷收回成命，因为我不短少钱花，我会保镖，我女人会卖艺，走到哪儿都能混饭；不应当得的赏，我收下了也得害一场大病。好！我走啦！若干年以后，我刘泰保拿性命来报您的洪恩。'”这段话讲得很硬气，在他那坚定、条理清晰的回答中体现了一个平民的自尊自重。在塑造刘泰保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有意在不同的情景展现人物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侧面。因此人物语言在表达方式上也随之变化。小说正是在不同环境、场所中安排人物，展现同一人物性格的不同面貌，从而把人物诠释得更加立体、丰满的。刘泰保不仅有痞气，有“无赖气”，有小市民的贪慕虚荣，还有几分铁骨侠气和义气。王度庐不是以性格的二分法来构造这一艺术形象的，而是将人物性格中的矛盾之处做了对立统一的处理，从而使得这个人物显得真实可亲。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巧妙运用北京话来塑造人物形象。其中“叫”、“吃闲饭”、“混饭”、“短少钱花”使用的是地道的方言。“咳！事已至此，我也不敢多说话令贝勒爷生气，我走就是啦。”和“好！我走啦！若干年以后，我刘泰保拿性命来报您的洪恩。”用的是北京话特有的句式——起始句。个性化的语言和北京方言词汇塑造了一个京城市井之侠，十分切合小说以北京为背景的故事场景。故都气息不仅蕴含在生动逼真的风俗刻画中，而且表现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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