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九歌》中的巫文化

摘  要

巫文化，是指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在崇拜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带有“万物有灵”思想的文化传统。屈原所生活的楚地，虽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但仍保留着原始信仰和巫传统文化。屈原的《九歌》即融合了楚巫文化。屈原时期，强大的原始信仰和巫传统文化在我国南方地区仍然存在，具有神奇浪漫的情感色彩。它体现在文学艺术范畴，即屈原所表达的楚巫文化。本文分析了《九歌》中巫文化的起源、《九歌》中灵巫形象、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并从后期文学和后期民俗两个方面探讨了《九歌》中女巫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九歌》；巫文化；祭

一、引言

巫文化是指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时期，人们在崇拜与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它包含着对灵性、和谐与美的向往，并利用巫术操控着人与物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是一种政治和科学并不协调的特殊力量。在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强烈崇拜之下，将巫术发展融入了天文、人文、占卜、祭祀等的日常生活之中。楚巫术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文现象，是古代楚人信仰意识与宗教仪式的具体反映。其内容涉及的范畴也十分广阔，不但涉及楚国巫师们在特定场合举行的所有巫术仪式，如筮卜、拜神、安魂、祈雨等相关活动，还涉及社会政策、军事、日常生活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各项功能。楚巫文明作为中国巫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它可看作是对我国古代巫文化发展的重要总结与整理。而屈原的《九歌》即是以文学作品表现巫文化的杰出之作。

屈原的《九歌》是为祭祀活动而创作的诗歌作品，屈原以生动的方式，从各个章节中记录了楚州巫风的崇拜过程，从接受神到取悦神再到送走神。要了解中国巫文化，特别是楚巫文化，对《九歌》的研读就已成为不可分割的内容。本文从《九歌》中巫文化的起源入手，分析了《九歌》中灵巫的形象、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并从后期文学和后期民俗两个方面探讨了《九歌》中女巫文化的影响。深入理解《九歌》中的巫文化，可以保护和加强现代文化繁荣的软实力。

实际上《九歌》中所阐述的巫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意义，首先是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域辽阔，受其辖属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影响，楚国巫风盛行；其次从文化背景角度来看，在屈原生活的时代，楚国不论是君臣，还是百姓，都“信巫觋，重淫祀”，而基于这种时代背景，屈原也受到了耳濡目染。而《九歌》正是在荆楚大地流行的祭歌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九歌》浪漫美丽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对自然、生命、生命的爱与希以及《九歌》中巫术文化的艺术价值。

二、《九歌》中的巫与祭

（一）《九歌》中灵巫的形象

《说文解字》中有巫一词的解释：“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与工同意。”屈原在《天问》中也有“工祝招君”这样的句子，这里的“工祝”也就是“巫祝”。实际上对于楚国地区而言，巫师的存在是意义非凡的，他们本身承担的就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在巫师的选择之上，其本质上也是需要双方都能链接的效果，尤其是对上的神明，是带着崇敬的思想去的，因此如何让神明能够接受来自人间的祈祷就变得极其重要，简单而言就是需要让神明感觉到开心和预约，从而让自己的能力在人间有所施展，所以在“巫师”的选择上，首先就是拥有着及其渊博的知识内容，从来能够在广泛意义上实现与神明的沟通链接，其次就是“巫师”本人必须要对神明有着极高的信仰，并且还能够将这信仰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巫术》一书对“巫”作了概括：“巫代表了中国早期最早的智者，也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帮助人类摆脱愚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如上文可知，屈原的“左徒”和“三闾大夫”的官职本质上也是巫。

根据《九歌》的文本内容，我们可以得知《九歌》中充满了祭祀的气息，这种祭祀的气息首先是在服饰以及各种外在器具上产生的。在《东皇太一》篇章中的“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描写的就是供奉与尊敬之意，而“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写的则是灵巫献祭供案，四角压着玉瑱，满桌兰芳，自有扑鼻浓香。在《湘夫人》“合百草兮室庭”中，可以明显的看出祭祀大厅的平面图、诸神的祭品和女巫的服装都用草药装饰，形成了一个芳香的天堂仙境。在《少司命》中“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描写的就是穿着荷花衣裳蕙草衣带的巫灵在准备迎接迎接“少司命”时的穿着。

除了服饰之外，巫师还十分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在《云中君》中第一句就是“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即巫师在开始祭祀之前，都需要用香草的汁液进行沐浴，洗漱打扮之后他们穿上，用药草装点色彩鲜艳的衣着。而在《山鬼》篇中“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则直接的关注于年龄和青春的之意，更是将对外在形象的关注推至顶点。

当然，在祭祀时，巫师们往往会借用神明的力量。在《湘夫人》和《湘君》两篇中，巫师分别以湘夫人和湘君附体的形式进行祭祀，以求爱的方式愉悦彼此，借此吸引神明。并表达自己对神明的热爱和憧憬。他们也会以“神明妻子”的身份来吸引神明降临。这在《云中君》中就有描述：“思夫君兮太息”女巫以云中君之妻的名义，向自己的丈夫表达自己的爱恋和自己对夫君的忠心，同时也表达对神明的怀念。

纵观《九歌》全文，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灵巫更像是人间和神界之间的使者，通过灵巫的祈祷神界的神明才会降临人间，也只有通过灵巫才能将人间的祈祷传递给上届，《九歌》中光辉圣洁的巫者形象是屈原自我形象的诗意表达，因此灵巫代表的形象也是纯洁而神圣的，祭祀云神的巫者在祭祀前“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祭祀东皇太一的巫者用最好的玉器来装饰自己，扮演山鬼的女巫饰芬芳的杜若香花，饮香洁的石泉之水，荫清雅的松柏之木，以求灵魂的纯洁明净。如此种种无不体现出灵巫在精神层面的干净、纯粹，又蕴含着济达天下的胸怀，他们脱离于普通人，但是他们又为普通人谋福。

（二）《九歌》中的祭祀

1.对天神的祭祀

在《九歌》的具体作品中，《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共五章，都是讲述供奉天神的篇章。在《东皇太一》篇章中，东皇太一本身就是无上的神明，因此在通篇的文章中用及其细致的语言描写了整体迎神的过程，整体场面热烈而又郑重。从祭祀之前的准备状况及妆扮,到祭祀场景的布置以及祀礼的丰盛，再到祭祀过程中奏乐高歌的情景，至最后歌舞升平欢聚一堂的热闹场面，以“众音齐会响四方，上皇欢欣乐安康的完美姿态的结束了此次的祭祀活动”。在《云中君》中，把天上的云彩与想象中的云神融合而一，写得鲜明生动，又神奇变幻，状物精妙，情感深挚。描绘了地位尊贵堪比日月的云神驾着龙车，穿着五彩衣裳遨游于天际，忽而从天而降容光焕发，美丽无度;忽而急速高飞重返云端，令人惆怅。在《大司命》中，描写了大司命的威严、神秘和冷酷,表现了楚国人民热爱生活,祈求长寿、追求幸福、珍爱生命的美好愿望以及诗人忠君爱国、怀才不遇、无由上达,其理想与抱负无从实现的苦闷心情。 在《少司命》中，少司命抚驭彗星、辣剑拥艾、荷衣蕙带、出没云际,是一位美丽、善良、温柔、端庄、慈爱、勇敢、刚毅的爱神，充满了对神的爱悦之词,祈求少司命降临人间,保佑子孙繁茂、种族兴旺。 而在《东君》中，以大胆的想象表现了太阳神东君的正直、勇武、刚毅、豪迈、光明、坦荡、多情,构思从神话中来,而又无一不与自然现象吻合。全诗场面繁华热烈、风格雄奇瑰丽。

对天神的祭祀，本质上是在无法改变客观情况下对于未来无线的憧憬和美好期许，比如“东皇太一”，其名字中的“太一”本身就是万物之母的意思，因此对于东皇太一的祭祀本身就是对于“神”的祭祀。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落后社会，出过本质上无法脱离客观条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面对无力的现状但又充满希望的内心，再加上历史文化的影响，祭祀“天神”是选择也是必然，在强大天神的支持之下，才能实现自身对于未来的骐骥，这份骐骥无疑是美好的，是一中对更美好世界的期许，也会统治者治理的手段之一。

2.对地祇的祭祀

如上所述，《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除了表现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之外，更突出了战国时期楚文化的最有趣、最浪漫的特点。《湘君》与《湘夫人》湘君、湘夫人是湘水的配偶神，民间崇拜湘江,把它视若神明,并幻想出湘江男女夫妇之神,而屈原用浪漫抒情手法和清新典丽的语言,如痴如醉、如泣如诉地抒发了对湘君、湘夫人两位美丽、多情女神的思念和爱慕之情。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而湘夫人则“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河伯》则描写了河伯与其情侣一起游九河,登昆仑、戏河渚、别南浦的美好幸福生活和真挚的爱情故事。 而《山鬼》塑造了一位身披薜荔、腰带女萝，行踪飘忽而又含睇宜笑、身姿窈窕的女山神的形象，描述她整顿仪仗、克服艰难，兴致冲冲地前来与心仪的“灵修”约会，却苦等不来，从而“惆怅”、从而“然疑”、从而“离忧”的凄婉的苦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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